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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盡快廢除敗壞法治的收教制度

    從收容遣送到拆遷條例,從勞教制度到山西的訓誡中心,一個個的“扒糞”的確極大清潔了中國法治的肌膚,但也給人帶來困惑:在各色變種的名目下,究竟還會有多少“惡法”假公正之名,蠶食著法治的實質正義?

      法治在于“良法之治”。一項“惡法”的存在,較之無數次的邪惡執法危害更大,因為它腐蝕的是法治的“水源”,滋生并助長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各種邪念,F代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數量繁多、體系龐大,倘若缺乏常態而有效的審查監督機制,難免會給一些“惡法”隱匿之所,其惡劣影響猶如一粒極臭的“老鼠屎”,敗壞了法治這一整鍋“湯”。

      引發上述這番感慨,緣于最近108名學者律師等聯名建議廢除收容教育規定。建議信認為,收容教育由公安機關決定和執行,沒有檢察院和法院的介入,與《憲法》精神相違背,且違反多部上位法。類似建議在今年兩會期間亦有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提出。各方不約而同地將矛頭指向收容教育,頓時引起輿論對這一幾乎被人忽略的法規制度的關注。

      所謂的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國務院發布的《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中規定的一種行政強制措施,目的是對賣淫嫖娼人員集中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及進行性病檢查、治療。夾帶如此多的“善良目的”,名為教育實為強制,且期限為六個月至二年,難怪人送外號“變種勞教”!從媒體所披露的一些收容教育案例看,其限制人身自由的情況甚至比勞教還厲害。

      對收容教育違法性的判斷淺顯直白。收容教育的直接依據是國務院的《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其上位法律依據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懲賣淫嫖娼的決定》,看似名正言順,實則多處違法。在處罰上,后來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針對賣淫嫖娼規定明確的處罰措施,并未涉及收容教育;在強制上,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據此行政法規無權設定。2011年制定的《行政強制法》并沒有規定這一強制措施種類,該法進一步明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設定。遺憾的是,如此明顯違法的行政法規,在2010年12月國務院通過《關于廢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規的決定》對其部分條款予以修正時,并未得到徹底糾治。

      在正當性上,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收容教育更是缺乏理據。雖然賣淫嫖娼是違法行為,但如果沒有法定情節并不構成犯罪,理當納入行政處罰體系中處理。然而收容教育的方式,實質上對違法人的權利影響還甚過犯罪!更吊詭的是,由于立法并未詳細明確這一措施的適用條例和情形,使得實踐中選擇性執法大量存在。如果違法人能夠接受遠超法定比例的罰款,則可不必進收容所,相反則要。

      當然,在罰款經濟的推動下,實際中公安機關執行收容教育的并不普遍,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擱置不用。而且隨著收容遣送制度和勞教制度的廢除,執法體系內部對收容教育的合法性質疑也有認知。此次再被“盯住不放”,相信這樣的違法之法在不久的將來會壽終正寢。

      但我們的反思不應止步于此。法治顯然需要發現一個問題解決一問題的個案推動,也更需要從個案中發掘出普遍性的意義和規范。從收容遣送到拆遷條例,從勞教制度到山西的訓誡中心,一個個的“扒糞”的確極大清潔了中國法治的肌膚,但也給人帶來困惑:在各色變種的名目下,究竟還會有多少“惡法”假公正之名,蠶食著法治的實質正義?如果缺少一種普遍化的審查機制,不能將違憲、違法、侵犯人權的惡法納入常態化的監督糾錯軌道當中,那么就很難避免下一個“變種”的衍生。

      為了維護國家法律體系的內在統一,形成保護人權、規范公權的內在邏輯一致性,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钡捎谌狈∪倪`憲審查程序機制,紙面上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違法審查權一直未能有效激活。

      無論是為了捍衛憲法法律的權威、保障憲法法律的實施,還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促進實質法治正義,都迫切需要建立起中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因為在立法權下放的背景下,很難防備另一種“立法腐敗”,甚至是在合法而良好的借口之下,制定出維護部門利益而違背法治的惡法。

      因此,在國家的制度安排上,必須有一個正常的渠道去解決“惡法”難題,而不是像收容遣送、勞教制度的廢除那樣,在媒體和輿論一次次圍觀、倒逼之下,在以生命為代價的一樁樁慘案警醒之下,才被清理出法治的肌體之外。(文/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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