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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精神需公平公正法治環境

    企業家精神蘊含于某些特殊的人群身上,但它實際上一點也不需特別的培育和激勵,尤其不需要來自政府的呵護。相反,在這方面,政府時刻克制自己大顯身手的沖動,恰恰是企業家精神得以煥發的重要前提。

      “新常態”這個概念,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的,F在,它將要成為一個全球財經專業人士經常提及的重要詞匯。

      在11月9日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面對包括130多家跨國公司領導人在內的世界工商領袖,習近平首次系統闡述了他的“新常態”論。在這篇題為《謀求持久發展 共筑亞太夢想》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說,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鑒于中國經濟的龐大體量,新常態不僅“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習近平語),也注定會對全球經濟的增長產生深遠影響。因此,許多年以后當人們回憶起2014年的APEC峰會時也許會總結說:“新常態”論是這屆會議留下的最重要遺產。

      可以看得出來,習近平“新常態”論的三個特征,既有對經濟運行正在發生變化的現狀描述,也包含對這種變化的未來期許。所謂“新常態”顯然并不是一種已經到來或者必定會自動到來的結果,它有待于我們的努力。

      所以,習近平在演講中緊接著說,(要實現這種理想中的“新常態”),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來自于企業家精神。要為創新拓寬道路,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創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致力于發揮創新驅動的原動力作用,更多支持創新型企業、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

      這是一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界和學界一直在談論、但一直也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老問題,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究竟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記得中國最有個性的企業家之一、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曾經在一個中央政府領導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并不需要什么特別的“扶持”,“我們只需要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環境!

      這句話在素以行事高調著稱的董明珠女士嘴里說出來,肯定不是唱高調。

      進入新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中國模式”鼓吹者們將中國有別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強政府管制”體系視為一種優勢。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這種論調在中國國內、甚至在西方更加暢銷。然而,全面深入客觀地回顧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們將不得不得到這樣的結論: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是告別來自蘇聯的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向西方先進體制學習、并且主動融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的結果。西方確有它的病癥,但就像治療糖尿病人的良藥并不是讓人患上營養不良癥一樣,在中國以及許多奉行蘇聯模式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計劃經濟體制絕不會成為解決西方病的答案。

      然而,在這種“中國模式”的影響之下,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前半段中國民間曾經迸發出強大的創造力的話,改革開放的后半段,這種企業家精神正在衰退。反映在具體的經濟實踐中,市場競爭中的“國退民進”以及年輕人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想要做公務員或進入國有企業……都是令人憂慮的表征。

      值得欣慰的是習近平的答案: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換言之,政府只需要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其余的就交給企業來做。至于政府該做的是什么,習近平的回答是: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一言以蔽之,提供公共產品。

      但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極難。由于陳舊觀念的束縛和現實利益的牽絆,政府經常不太喜歡做它分內應該做的事情,而老想著插手本該是屬于企業的領域。顯然,以董明珠為代表的企業家的抱怨也集中于此。

      出路只有一條:繼續推進改革,這是一項遠遠沒有完成的視野。就像習近平在演講中說的,“如果說創新是中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將堅定不移把改革事業推向深入!

      與此同時,還要進一步加大開發,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習近平承諾說,中國致力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體措施包括推動在今年啟動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制定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積極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

      但改革究竟應該達至一個什么樣的最終目標?

      關于這個問題,不久前舉行的十八屆十中全會給出了一個回答:依法治國。

      的確,正如人們經常說的,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董明珠們所要求“公平競爭環境”,說到底也就是一個法治的環境。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走到今天,的確已經繞不開法治這個樞紐。說得更顯白一些,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它應當提供的公共服務,而經常對企業的正當經營活動設置障礙、甚至橫加干涉,如果有地方能夠讓企業可以毫無懼色地去申訴,進而使政府的行為得到糾正,這就是法治。惟有如此,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而從另一方面看,創新需要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蘊含于某些特殊的人群身上,但它實際上一點也不需特別的培育和激勵,尤其不需要來自政府的呵護。相反,在這方面,政府時刻克制自己大顯身手的沖動,恰恰是企業家精神得以煥發的重要前提!

      然而,在如何落實法治這個至為根本的問題上,許多人卻有著嚴重的認識錯誤——他們似乎以為,法治社會(市場經濟)是自上而下的“設計”的結果,而非自下而上的“博弈”的結果。

      對此,我們仍然有必要回歸改革開放的原點,回到鄧小平。

      鄧小平不是一個理論家,即便身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也沒有專門就“何為改革”下過一個理論化、系統性的定義。但從他大量的言論和實踐中,我們還是能夠比較完整地梳理出一個比較完整而準確的改革概念。

      概括地說,鄧小平發起的這場偉大改革,就是要全面改變從來自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以及與之相匹配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改變一切由國家大包大攬的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不合理舊制度,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自主性和積極性,讓老百姓自由地追尋和創造屬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縱向的“放權”與橫向的“分權”就是改革所必須經歷的制度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收權和集權的做法本質都是反改革的,即便它們大多打著“深化改革”的旗號。

      此外,雖然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這絕不意味著這場偉大的改革從一開始便是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里畫好圖紙、下發給全國人民去執行的。事實上,我們甚至還可以說,這位“總設計師”幾乎沒有“設計”過任何一項具體的改革舉措。換句話說,改革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設計—執行—反饋”的機械過程;相反,改革是一個自下而上的“試驗—總結—推廣”的能動過程。

      鄧小平曾說,“中國改革的發明權屬于中國農民”,這充分表露了他自己內心中對這場改革性質的清醒認識:改革是無數默默無聞的渺小行動主體分散地在各自的局部發揮冒險精神、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的探索和試錯過程。改革的根本動力和創造力來自基層民眾,作為“總設計師”,鄧小平是一個耐心的觀察者、大膽的推廣者和沉著的掌舵人,他將局部民間迸發出來的改革創新加以總結、提升后推到更廣的面上,調整國家制度政策對這些創新給予保駕護航;同時,他牢牢把握著改革的方向,讓改革對社會所造成的沖擊始終保持在可控程度。

      我們認為,“底層探索”與“非整體規劃”是中國改革的兩個標志性特征,它們同樣適用于未來中國的法治演進和發展。雖時常能耳聞“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需要更明確的頂層設計和整體協調”這樣的說法,但改革的根本動力來自民間,改革的圖紙不是在辦公室里依據理論和邏輯畫出來的……這些基本原理非但沒有過時,而且依然是現實針對性極強的解毒劑。

      縱觀歷史,無論古今中外,由商人推動的商業活動貫穿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變革?梢哉f,商業的發展才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源泉。當下正值改革攻堅期,重振企業家精神就顯得格外重要。(文/陳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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