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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對臺灣漁民“動粗”由來已久

    自1968年7月20日,菲律賓執法船扣押臺灣東港漁船連春財號起,至1982年1月止,菲律賓執法船、執法人員粗暴對待臺灣漁民,輕則打罵、洗劫,重則扣押勒贖甚至傷人殺人。

      5月9日,臺灣屏東籍漁船“廣大興28號”遭菲律賓公務船在臺菲重疊海域開槍掃射,造成臺灣漁民洪石成不幸喪生。

      事件引發臺海兩岸華人極大憤慨和同聲譴責,在臺灣島內,認為當局軟弱、對漁民利益保護不力的呼聲甚高,要求當局拿出強硬手段的聲浪此起彼伏。在這種壓力下,臺灣當局于5月11日深夜對菲律賓發出最后通牒,提出四點“嚴正聲明”:正式道歉;賠償損失;盡速徹查事實、嚴懲兇手;啟動臺菲漁業協議談判。


    遭菲射擊漁船返漁港 時,彈孔遍布船體。

      正如許多觀察家所言,本應是“決裂底線”、外交終極手段的最后通牒,卻顯得有些瞻前顧后,底氣不足,盡管臺灣當局提出“自5月12日零時起72小時”的時間線,聲稱一旦屆時未獲菲律賓方面正面響應,將采取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召回駐菲律賓代表、要求菲駐臺代表回國協助妥善處理本案“三項抗議措施”,但不論三項“抗議措施”或時間線本身,都顯得綿軟無力,處處留有后手。

      臺灣當局的時間線看似嚴格,但仔細看去便可發現,嚴格的僅有時間一項,但要求的卻只是“正面響應”,換言之,只要菲方“正面響應”了,哪怕答案不令人滿意甚或答非所問,時間線也便失去效力;至于三項“抗議措施”,后兩項只有象征意義,并無實際殺傷力(對無邦交的雙方而言更是如此),前一項貌似嚴厲,卻正如一些臺灣民眾所言,回避已在臺工作、據稱人數超過8萬的菲律賓勞工,只談“凍結申請”,不免避重就輕,隔靴搔癢。

      其實,菲律賓對臺灣漁民“動粗”由來已久。臺灣有心人統計指出,自1968年7月20日,菲律賓執法船扣押臺灣東港漁船連春財號起,至1982年1月止,臺灣被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扣捕漁船計約千艘,被扣漁民逾三千,被焚漁船數十艘,死亡漁民數十人,菲律賓執法船、執法人員粗暴對待臺灣漁民,輕則打罵、洗劫,重則扣押勒贖甚至傷人殺人,近年來也并未收斂,以往這些慘劇長期未受當局和公眾重視,此次引起轟動、關注,則更多拜網絡時代資信發達之賜。

      對臺灣當局而言,菲律賓執法船威脅臺灣漁民安全并非新問題,引起轟動、關注才是新問題,他們的應對失措,也正是在網絡時代、信息時代,才被放大為危機事件,并迫使他們表現得更有作為。

      從情理分析,四項“嚴正要求”前三項勢在必然,合情合理,但對臺灣當局而言,“正”不難,“嚴”卻并不容易。

      所謂“正”,就是在國際間樹立受害者形象,取得島內外輿情民意的廣泛同情。此次事件發生地是臺菲專屬經濟區重疊海域,臺灣漁船有權合法捕撈;即便偶或越界,菲執法船也只能采取警告、驅離等措施,在未遇抵抗且未事先警告情況下開槍掃射,是極其蠻橫的非法行徑。據返航漁民稱,菲執法船3001號追趕臺灣漁船長達1小時,漁船上發現機槍彈孔達52個之多,這顯然遠遠逾越“正當執法”范疇。

      正因為“不正”,菲律賓當局始則以“出事海域無本國執法船只”搪塞,繼而不得不含糊承認,在臺海兩岸強大壓力下,菲海防隊才采取了將肇事小隊長停職調查,承諾進行“透明、徹底”調查等措施,菲律賓總統府、馬尼拉駐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等也才做出一些“下不為例”的姿態。

      但從菲律賓方面的回應看,他們并沒有真的打算對事件承擔相應責任。直到12日,菲官方才由總統副發言人華爾特阿彪簡短聲明,對“不幸狀況”表示“由衷遺憾”并對遇難者家屬表達“誠摯和最深切的同情及哀悼”,但菲官方、軍方始終拒絕“在事件澄清前”道歉,駐臺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白熙禮雖被傳致歉,但致歉對象是遇害者家屬,而道歉僅代表其個人。

      從2010年“8.23”香港游客在馬尼拉因菲特警解救失誤造成慘痛傷亡后,菲官方的善后態度也可印證,其所謂“透明、徹底”,最終將是怎么一回事。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當局此次的高姿態,很大程度是被島內民意、輿情一步步推動所致,直到5月11日才“最后通牒”,5月13日,“康定”級護衛艦等海軍艦船才向南海出動。臺灣海軍在80年代中期以前,曾是東亞名列前茅的水面艦艇部隊,如今實力仍遠在連導彈艦艇都沒有一艘的菲律賓海軍之上,之所以瞻前顧后,一是擔心美國的態度,二是擔心被“扣紅帽子”,讓民進黨抓住題目,攻訐國民黨“被統戰”,從事件發生后民進黨等方面的言論、姿態看,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如前所述,臺菲漁業糾紛非一日之寒,兩方當局也好,軍方和執法機構也罷,早已是知根知底,知彼知己,菲方倘非“一切盡在掌握中”,以自己那幾艘老掉牙的破船,又如何敢對海軍擁有“基德”級驅逐艦和“康定”級護衛艦的臺灣漁船動粗耍橫?

      在當前臺海形勢下,馬英九和臺灣當局對臺海任何超越經濟、文化范疇的合作都小心翼翼,惟恐被扣上“統戰”的“紅帽子”,保釣事件中以保釣起家的他表現如何,已是前例,奢望“兩岸共同護漁”者,恐怕暫時只能這么望著。

      相反,臺灣當局在外交空間有限的背景下,可能會轉請美國、日本,或有影響的退休政客出面斡旋,甚至采用秘密外交模式,“獲得臺階,解決公關難題”當是其了結事態的真正底線,前提是菲律賓方面給一個像樣的交代,而這個交代能讓大部分臺灣民眾、輿情,至少暫時平靜下來。

    專欄策劃: 搜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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